在中國存在十余年的公立高中國際班的命運將被改寫。

　　繼2013年對公立高中國際班政策收緊之后，教育部正醞釀新的規范性文件，旨在將國際班與公立學校完全剝離。

　　據悉，2014年底，相關文件送審稿已完成，由于各方意見不一，仍在博弈中。

　　國際班橋梁

　　中國公立高中初設國際班，約始于2003年，主要在北京、上海及沿海發達地區出現。這與這些地方的家庭財富增加、網絡信息透明、家長希望孩子更早接受國際教育相關。

　　國際班實際上是高中生通往本科留學（課程）的橋梁，普遍設立了美國AP大學先修課程、英國A-Level課程、IB國際文憑組織課程等，以及托福（課程）、SAT、ACT等應試類課程，學費每年在10萬元左右。

　　公立高中國際班最早得益于國務院2003年發布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明確中外合作辦學屬于公益性事業，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

　　公辦國際班遍地開花，則要追溯到2010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推動。綱要“鼓勵各級各類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中小學對外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培養大批國際化人才”。

　　彼時，開辦中外合作項目不算復雜。只要申請學校符合規定、具備法人資格，提交申請報告、合作協議和資產來源證明，并在15％的啟動資金到位后，即可申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獲批后即可招生。

　　在上海，公立高中國際班曾以探索課程國際化為名，得到政府的經費支持。一段時間內，相關監管也不嚴格，一些學校只獲得了區縣教委的許可，甚至繞過市教委的審核辦學。

　　中產家庭孩子出國留學的需求增長，進一步催生了國際班的擴張。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出國留學41.39萬人，碩士留學生占整體留學生的比例明顯下降，本科及以下學歷就讀人數明顯增長。

　　《2014年出國留學趨勢報告》說明，除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南京、鄭州等二三線城市的國際班也發展迅速。貴陽、烏魯木齊、銀川等中西部一些經濟欠發達城市也聞風而動。

　　全國目前共有約300余所學校開設了各類“國際班”，共引入20多種國際課程。

　　公立高中國際班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真正的“國際班”，招收的是國際留學生，舉辦這類“國際班”，必須由教育主管部門和外事部門審批。

　　第二類是納入中考招生計劃的“國際班”，這需要通過教育行政部門審批，額定招生計劃，就讀學生既有公立高中學籍，又可獲得合作辦學機構的高中學籍，也就是既可選擇“洋高考（精品課）”，也可參加國內高考。

　　第三類是計劃外招生的“國際班”，這類學生，沒有高中學籍，只能參加“洋高考”。

　　進入公立高中國際班的學生，留學通道與普通學生并無不同，都需要經過托福、SAT考試、申請學校等流程，但設立國際班的普遍是當地較好的公立高中，且錄取分數低于普通班，這對于家長更有吸引力。

　　公平性爭議

　　7月，北京等地的中考錄取剛剛結束，公立高中國際班再度“大熱”。

　　北京四中、十一學校、首師大附中國際班的錄取分數線反超普通班。

　　其中，101中學國際部招生人數僅60人，且嚴格限“京籍生源”，報名人數超過了2000人。

　　今年北京17所公立高中國際班在提前批次一共招生1470人，是2009年的三倍多。

　　2013年啟動的北京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對于重點高中的跨區招生要求逐年壓縮，但國際班不受此政策影響。2014年起，非京籍生不再享有北京普通高中的借讀通道，大約有兩成考生受此影響，其中一些轉讀公辦高中國際班。獨立留學顧問張旭稱，這是近兩年北京國際班備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受到追捧的各類國際班一直行走在政策邊緣地帶。它們被認為以名牌公立高中吸引大量學生，但其商業化運作與公辦教育體系結合，存在擠占公共資源的嫌疑。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指出，這類國際班面臨公辦學校辦學資源流失（優秀師資到“國際班”教學）、學歷教育機構舉辦非學歷教育、多頭監管以及財務不透明等問題。

　　在北京，公立高中國際班的學費大約為每學年8萬－10萬元，這還不包括書本費、住宿費、出國交流費用等內容。據了解，國際班教學運營成本一般占學費的40％，剩余的60％由學校和第三方機構五五分成。

　　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副司長生建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有些學校引進部分國外課程，進行“預科教育”，是打“擦邊球”的做法。這類課程通常是按地方課程改革實驗批準辦學的，收費沒有法律依據。

　　一些學校還通過掛兩塊牌子的方式來規避政策。

　　一位從事國際教育的規劃專家介紹，有公立高中注冊一所私立學校，以租賃公辦校舍的方式借殼開辦國際班，到外專局審批招聘外教，退休的老校長擔任校長，借私立學校的名義通過審批，對外招生時卻打著公立中學國際部招牌。

　　公立高中國際班作為架往留學的橋梁，提供更精英化的教育，同時占用公立教育的場地、師資和計劃內招生名額，招致教育公平性的爭議。

　　“今年全國‘兩會’上，一些委員和代表關于公辦學校開設高收費的國際課程項目有違教育公平的發聲，我們表示部分認同。”7月1日，北京四中公開發布《說明》表示。

　　政策趨向剝離

　　從2013年起，對公立高中國際班的政策開始收緊。當年，教育部出臺《高中階段國際項目暫行管理辦法》草案，明確對各類高中“國際部”和“國際班”，從招生、收費等多方面予以規范，對部分不符合規定的“國際班”進行清理或轉制。

　　此后，北京、上海宣布不再審批新的公辦高中國際班，浙江、安徽、黑龍江、吉林等地將公辦高中國際班的審批權收歸到省級。

　　2014年4月，21所上海高中得到試點身份，包括復旦附中等11所市重點公立名校和10所民辦高中。同年，上海市教委明令要求，試點國際課程的公辦學校在收費上須與普通公辦高中看齊。根據規定，公辦高中的學費一般為900元到2000元一學期。原先一年國際班接近10萬元的學費，差額由各個區政府進行補貼。

　　這些公辦高中國際班的學生還被要求參加中考，學籍納入普通高中。據了解，上海市教委的考慮是，對于已經存在的國際班，至少要收編和規范。

　　對于上海公立高中的國際班與普通班實行同等收費政策，上海教科院前院長胡瑞文認為，這變相鼓勵了以納稅人的錢去補貼精英家庭，政策導向應是讓他們自己去承擔更高需求的成本。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也認為，公立高中享受財政經費撥款，滿足教育的基本需求，國際班的設置與財政投入的價值取向、績效目標不吻合，應該被剝離出公立體制。

　　將國際班剝離公立高中的建議漸漸突出并被逐漸坐實。

　　中央政策尚未出臺之時，京滬兩地已有所動作。一名上海公辦高中國際部的負責人稱，上海市教委曾提出五年時間內剝離，“民辦化做成就繼續開，做不成的可能就此停辦”。

　　轉制、剝離等各種規范辦學的方案中，北京四中和北大附中國際班的做法可能代表了兩個方向。

　　北京四中明確，自2016年起將國際校區整體遷到昌平區的北京佳蓮學校，由公辦向民辦過渡，成為北京第一所承諾剝離國際班的公立中學。北師大二附中今年起保留本部的國際班，并與私立匯才學校合作，在小湯山新設立匯才國際教學校區，主要面向非京籍招收180名學生。

　　“新的佳蓮學校和四中以后是什么關系？”留學代理初鑒（Initialview）公司的負責人Terry提出疑問。

　　與上海的試點學校類似，北京附中國際班的收費可能也會向普通班看齊。

　　中央關于剝離和轉制的方案仍未清晰。教育觀察者聞風認為，剝離后，如果公辦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仍然合作，仍然會存在學校身份界定的不明確，教師的身份、產權明細、投資等不清晰的問題。

　　北京三十五中校長朱建民的擔憂是，老師是否愿意去被私立化的國際班，公立學校的校長是否要放棄公辦學校的身份，結果可能是“能不轉就不轉，能晚轉就晚轉”。

　　家長們則關心學費是否會伴隨轉制而猛漲。

　　“出國留學幫”的發起人、十一學校國際班學生家長Amy說，同是劍橋課程，公立人大附中的國際班收費每年8萬元，民辦人大附中朝陽分校的收費11.8萬元，“轉制后師資、課程設置、管理和收費是否變化？”

　　對很多非京籍生源來說，這還意味著最后一條在北京升學的計劃內通道也被堵死了。

　　圍繞公立高中國際班的爭議，還延伸到所謂教育主權問題。國務院曾設定國外教育資源的準入門檻，教育部門解釋，對教育服務貿易領域的商業存在，各國都非常慎重，通過市場準入、國民待遇等嚴格把關，以維護本國教育主權。

　　以上海為例，在公辦教育體系中，初中階段要引入外方課程幾乎不可能，所謂課程融合也是以國內課程為核心，融合一些國外的教學方法和授課案例。國際班必須開設語文、思想政治、歷史、地理課，學生需要通過與普通班相同的國內會考。

　　深圳則將國際課程內容限定于自然科學類、語言類和藝術類，教材必須經國家權威部門審查批準。

　　不過，越來越多中產家庭用腳投票，選擇將孩子以國際班或其他方式送出國門，客觀反射出他們對國內教育質量的不滿。

　　一些辦有國際班的公立高中校長因此擔心，將這部分教育完全剝離出去后，對本校高中教育的現代化會有影響，國際班雖以國內課程為核心，但具有課程改革的性質，引進了一些國際化課程的內容。

　　國際班的學生在校內往往是組織活動最活躍的群體。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從2014年起在高中推行學部制、學分制、導師制、學長制、走班制“五制”課程改革，國際部擔任改革試點，還是該校新課程的孵化器。“成功一門，就往學校高中部、初中部輸送一門。”三十五中副校長王紅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這所學校已經作了兩年的中美基礎教育比較研究的課題，計劃用五年至十年打造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課程，讓沒有出國機會的孩子在國內也能接受最優質的教育。

　　作為提供教育服務的一種競爭力量，國際班的存在對公立教育的改革也具有一定促進價值。將其從公立體制中剝離后，中國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建議，應該允許公立教育通過向市場購買服務的方式，來繼續開辦一些優質的國際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