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校難并不新鮮，可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曾曉東的一份有關擇校的調查報告給出了新的角度。她調查了4937名已擇校的家庭，發現在我國的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發生概率已高達40.5%，其中小學階段存在的擇校行為比例最高。

    特別是家庭經濟優勢已轉化為擇校優勢。其中，機關公務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選擇優質小學比例排名靠前，而技術工人子女選擇優質學校排名靠后。這一結論是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微博）的一場研討會上宣布的，引起了與會人員的高度關注。

    擇校的背后是利益

    在本次調查中，已擇校的4937名家長中有半數選擇了“孩子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發生了變化，成績有所提高”；家長整體上認為，擇校對其子女成績產生了非常樂觀的影響。

    在一些專家看來，擇校行為是教育領域存在的非常不健康的現象，并已造成嚴重后果。“當一個社會由生存型轉向富裕的過程中，消費行為的變化不僅表現在對奢侈品消費的增加，還包括教育和文化等消費行為發生變化。”曾曉東認為。

    此前，21世紀教育研究院披露的一份調查報告稱，在北京，僅“小升初”就存在6種不同門類的擇校亂象，已成為市民很不滿意的教育民生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遵民表示：“擇校行為背后往往是權力與金錢在發生作用，人為造成教育不公，功利教育流行。”他認為，義務教育階段應注重均衡，“現在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和標準，導致地區和學校之間差異越來越大，而權錢交易就有了生存空間。”

    曾曉東認為，在擇校問題上，有三個利益主體，分別是學校、家長和政府，它們各自有自己的立場和利益。“義務教育‘普遍、同一、免費’的價值觀，并沒有浸透到學校教育教學的方方面面。”

    校長也難抵擋各路“條子”

    “擇校年年說，月月提，可為什么總也解決不了，而且越來越復雜？”曾曉東表示，擇校本是家長孩子的一種正當權利，可在一些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下發生了“異化”。“擇校是世界性難題，但在國外是選特色、選文化，我們則是唯分數是舉。”

    一位北京知名大學附中的校長告訴記者，外人看來，學校似乎很風光，其實名校的校長很難做，尤其是難以抵擋各路“條子”。作為校長，需要千方百計把學校做好，但各方面關系也要協調好。

    他坦承，在異化的擇校面前，工人、農民家庭很難擇校，因為擇校的競爭實在激烈。

    吳遵民表示，目前我國教育機構主要依靠財政撥款，雖然國家每年都在加大對于教育行業的投入，但是就全國范圍來看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部分地方政府本著“資源優化利用”的原則，在撥款上向部分“重點校”、“示范校”傾斜，令教育資源分化出優質學校與薄弱學校。而這些優質學校，則向權力部門人士的子女傾斜。

    在一些城市，“強勢”單位會和一些名校進行“共建”，知名教育學者楊東平認為這是將以權擇校制度化了。“這是公開的秘密，我們不能都假裝對它視而不見。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經意識到問題嚴重，明年開始，高中的擇校生全部取消。”

    取消校際差距是關鍵

    相關部門已經對擇校帶來的危害有了較清醒的認識，各地也紛紛出臺了一些新的做法遏制擇校中的不良風氣。

    江蘇無錫教育局局長陸衛東對此稱，無錫一直在制定相關政策用具體標準縮小義務教育階段校際差距，實現教師流動。

    安徽銅陵提出“面向每一個學生，辦好每一個學校”，打造沒有擇校的城市。

    山東招遠實現了100%高中招生指標分配的中考招生機制，把初中的升學水平變為辦學水平競爭。

    “縮小校際差距是杜絕擇校異化現象的一個有力手段，政府部門應致力于縮小這種差距，萬不能再人為擴大。”楊東平表示。

    北京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據他們調查，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差距最大是市級骨干教師的數量，“硬件均衡不是很難，關鍵在軟件資源。”

    能否實現教師流動是檢驗是否真正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化發展的試金石。“教育部門需要做的是不要鼓勵義務教育階段校際之間拉開過大差距，鼓勵特殊辦校，而不是貪大求全。”楊東平認為。

    吳遵民認為，教育本是實現貧弱階層向上流動的有效渠道，主管部門應努力降低權錢的干擾，真正回歸義務教育“均衡、基礎、公平”的本質。“當然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