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糾正核心錯誤觀念：語義分析技術

　　深層錯誤觀念往往表現為一些抽象的與自我概念有關的命題，比如“我毫無價值”等等，它們并不對應具體的事件和行為，也難以通過具體的情境加以檢驗。這就需要使用一些邏輯水平更高、更抽象的技術進行糾正。例如咨詢師可以應用“災變祛除”的方法，通過嚴密的邏輯分析使求助者認識到他對事物不良后果的可能性估計過高，過分夸大災難性后果，從而祛除這種夸張性的認知。也可以通過“重新歸因”對求助者非現實的假設作嚴格的邏輯批判，使他看到自己思維的不現實性，從而作出對挫折和失敗更為客觀現實的歸因。而通過“認知重建”則可以使求助者學會如何正確地使用思維工具來代替非邏輯的認知。

　　災變祛除、重新歸因、認知重建等技術都是認知治療中的專門術語�？梢钥闯�，這些方法實際上就是一種更為嚴密和抽象的邏輯分析技術，而這些技術的運用離不開對句子的語義分析。因此認知治療中的語義技術是一種重要的揭示并糾正深層錯誤觀念的方法。

　　語義技術主要針對求助者錯誤的自我概念。這些自我觀念常常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句式，也具有共同的邏輯形式，即一個“主—謂—表”的句式結構。例如說“我是一個笨蛋”或“我是個毫無價值的人”。雷米理論中許多錯誤觀念也是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這是一種邏輯判斷式的句子結構，一旦求助者用這種結構來表達對自我的態度，他就有可能用這個判斷來概括他的一切行為。例如說“我是個毫無價值的人”，實際上就是暗示他在一切方面都是毫無價值的。

　　然而通過對這樣的句子進行語義分析，就不難發現作為主語的“我”應包括與“我”有關的各種客體(如我的頭發、我的身體等)或與“我”有關的各種行為(如我說話、我走路等等)。而動詞“是”后面的表語則描述的是主語的整體性質。因此，從語義學的理論來看，說“我是個毫無價值的人”應是指與“我”有關的各種客體和行為都是無價值的，而這樣的句子顯然沒有什么邏輯意義。因為你可以說“我上次做的那件事是沒有價值的”，但你不能說“我的呼吸”、“我吃飯”等都是沒有價值的。這些句子顯然與客觀實際不符，也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此外，如果處于表語位置上的詞不能被客觀評定，那么這樣的詞在這種句子中也是沒有意義的。例如說“我是個很笨的人”，“笨”的含義在這里是不清楚的，沒有客觀標準來判斷某人是笨還是不笨。但如果把這句話換成“我的智力不高”，那么智力的高低則可以通過智商這一客觀標準來加以限定，這樣才能使“我很笨”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有意義。

　　因此，要使一個包含“我”的句子有意義，必須做到以下兩點：首先，要把主語位置上的“我”換成與“我”有關的更為具體的事件和行為;其次，表語位置上的詞必須能夠根據一定的標準進行評價。通過這種語義分析和轉換，咨詢師就可以引導求助者把代表他深層錯誤觀念的無意義的句子轉變成具體的、有特定意義的句子，使他學會把“我”分解為一些特定的事件和行為，并在一定的社會參照下來評價它們。通過這一客觀化的過程，求助者就有可能學會依據較為客觀的標準來看待自己的問題，從而使他能夠用對具體事件的評價來代替對自我的整體性評價。對自己的不適應行為以及這些行為以外的其他行為有更客觀的認識，使他認識到他只是在某些特定行為上確實有一些問題，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則可能是與常人一樣的。

　　6、進一步改變認知：行為矯正技術

　　認知理論認為，認知過程決定著行為的產生，同時行為的改變也可以引起認知的改變。認知和行為的這種相互作用關系在求助者身上常常表現一種惡性循環，即錯誤的認知觀念導致不適應的情緒和行為，而這些情緒和行為也反過來影響認知過程，給原有的認知觀念提供證據，使之更為鞏固和隱蔽，使求助者的問題一步步嚴重起來。因此，在認知治療中，咨詢師常常通過行為矯正技術來改變求助者不合理的認知觀念。只是這種技術不是僅僅針對行為本身，而是時刻把它同求助者的認知過程聯系起來，并努力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良性循環的過程。這也是認知治療同行為治療不同的地方。

　　行為技術對求助者認知結構的改變可以具體表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咨詢師可以通過設計特殊的行為模式或情境，幫助求助者產生一些通常為他所忽視的情緒體驗，這種體驗對求助者認知觀念的改變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對一個抑郁癥求助者來說，他很少有愉快的情緒體驗，而僅僅通過語言使他獲得積極情緒是不夠的。但如果咨詢師設計一些特殊情境，只要求助者有什么積極的表現，咨詢師就馬上給予強化，并督促他反省獲得強化后的情緒體驗，這樣，就可能使求助者獲得愉快的情緒，并可能做出更多的主動性行為。這些情緒和行為上的變化，以及對這些變化的體驗和反省會促使求助者主動發現并改變原來對自己問題的認知。另一方面，在行為矯正的特定情境中，求助者不僅體驗到什么是積極的情緒，什么是成功的行為，而且也學會了如何獲得這些體驗的方法。這樣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他也就能用這些方法去獲得積極的體驗和成功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