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南北方狀元人數置換的分水嶺。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與農業重心再一次重合，使得南方的馬斯洛需求層次進一步向高處走。

　　南方狀元為何多于北方?

　　高考季談狀元是常態。如今的高考狀元，本質上跟古代的狀元性質已完全不同了。古代狀元的地域性分布十分明顯，具體表現是由唐及清，狀元和進士數量逐步呈現南多北少的趨勢。換言之，南方學霸多過北方在古代是不爭的事實。

　　為什么南方比北方多呢?這是一個吃的問題。

　　“天命所在地”的北方

　　老管早在戰國就告訴世人，倉庫有了糧，身上有了衣服，才會去考慮禮節和道德，這跟現代的馬斯洛需求層次不謀而合。科舉選拔制度出現之前，由于士族門閥牢牢把持著社會上升通道，基層人才的流通處于一潭死水狀態。然而科舉一開，一個地區的富裕與否，直接影響教育投入的多寡，進而該地區的人才的產生，也就表現出了對前者的強烈依賴。

　　西晉之前，無論是政治還是農業和商業經濟的重心，都絕對在北方地區。八王之亂后，黃河流域的世族大家們首次成規模的南遷。北方原有的農業生產技術理念被帶到南方，于是在農業上，南方頭一次可以和北方平起平坐了。

　　東晉之時，農業重心逐漸移至長江以南，南方水田種稻的每畝產量比之過去有了增長。據《晉書·食貨志》載：東晉威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田稅米三升。”……(這進而表明)南方的稻米的生產水平已與漢魏時北方的粟差不多并駕齊驅了。中國南方水稻生產發展，與粟并為主糧，是從東晉時開始的。——(《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吳慧)

　　隋朝科舉的開始，給底層人的改變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渠道。有唐一代，狀元出現了141位，但這時期的狀元分布，還是以北方占據絕對多的地位。以狀元數量最多的三個北方地區為例：河北(15)、河南(13)、陜西(11)

　　江蘇在唐代只出現6名狀元，而浙江居然是0。可見，農業上雖然在唐朝后期已經出現了“賦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現象，但由于國都在北方，政治重心造成的虹吸效應，從而導致科舉人才還是以北方居多的現象。再者，從東晉政治重心南移到唐朝的大一統，不過一兩百年兩三代人的時長，這一時期南方的各項發展，還處于起步和上升階段，因此在這一輪的人才選拔中，南方居于下風也是正常的。

　　從“壯圓”到狀元

　　古代相當長的時期內，政治重心、農業重心、經濟重心這三者是重疊的。然而進入北宋之后，重疊局面被徹底打破，政治和農業重心首次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南北分離。國都雖然還在北方，然而農業重心已經不可避免的南移。就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哈特威爾所研究的，“黃州和蘄州轄區跟其他中部、南部地區一樣，大大得益于早熟稻的傳入以及由此產生的更高的人口密度”。

　　《宋史》記載：“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戊辰，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早稻也。”早熟稻在南方地區大面積的推廣，是導致農業重心由北向南轉移的主要原因。

　　宋初的時候，通過大運河、汴河運達開封的南方漕糧為400萬石，到大中祥符年間的時候，這一數字已增加至700萬石。而整個北方黃河流域運抵京城的漕糧只有200萬石。包拯就曾言：“東南上游，財富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也。”

　　溫飽維持生命，性和情感延續生命，當一代人和二代人能穩定維持這些需求后，從三四代人開始，便會去追求自我在社會上的改變和成就。吃飽穿暖，教育才會發展。看來，想要考中狀元，先得把身體養成“壯圓”。于是，整個北宋時期，南方籍的狀元，一躍超過了北方。

　　北宋部分地區狀元數量：河北(3)、河南(20)、陜西(1)、江蘇(9)、福建(24)、浙江(19)

　　然而，由于黃河流域之前一直是政治、農業、經濟的重心所在，加之北宋國都也在開封，從皇族到士族大家，都認為北方才是“天命所在之地”。這種偏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北方狀元的數額，宋初宰相寇準還直接開地圖炮：“南方下國，不宜多冠士。”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也改變不了南方糧多生活富足的局面。雖然北方籍的統治階層在心理上過不去那道坎，但農業和經濟基礎才是決定上層建筑的關鍵所在，北宋后期，人們徹底接受了政治重心在北，而農業經濟重心南移的分離局面。

　　重心的南移

　　南宋是南北方狀元人數置換的分水嶺。南宋的政治重心南移與農業重心再一次重合，使得南方的馬斯洛需求層次進一步向高處走。相比之下，北方由于大規模的戰亂，社會各個方面開始迅速凋零，在戰爭的夾縫里求生存，人們更多關心的是如何填報肚子進而安全的生存下來。而此時的江浙地帶，不但成了“蘇湖熟，天下足”的糧食主產區，其在教育上的投入也甩出其他地區好幾條街。賈志揚所著的《宋代科舉》里統計，無論是狀元數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區，還是南方的其他省份，其州學和縣學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教育投入遠遠大于北方地區，自然進士以及狀元的轉化率也就高于北方了。

　　明清之時，狀元南多北少的局面進一步穩定，雖然兩個朝代的政治重心均在北方，但農業和經濟重心始終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尤其東南江浙一帶，資本主義萌芽興起，人們對經濟作物的偏好大于糧食作物，以至于“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在16世紀又逐漸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糧食產區沿長江向上游位移到了湖廣地區。

　　明代八個省份的進士人數，南方完爆北方：

　　南方：浙江(3697)、江西(3114)、江蘇(2977)、福建(2374)

　　北方：山東(1763)、河南(1729)、河北(1621)、山西(1194)

　　狀元分布的前五個省份里都是南方，北方徹底出局：

　　浙江(20)、江西(18)、江蘇(17)、福建(10)

　　《大明一統志》里記載，全國有308所書院，其中長江流域各省市的書院有230所，北方各省市只有48所，差別之明顯，不言自明。

　　經濟上的徹底碾壓

　　南北方在農業上的偏差，隨著清朝來臨，已逐步讓位給了商品經濟的流通，進而導致南北方的差距比純粹的農耕時代還要大。于是，當江浙一帶成為經濟重心的時候，這一地區其他領域的發展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得到了極好的驗證。

　　江浙地區，河網密布，沿海港口良多：

　　這個地區位于中國的東部與中部，通常被稱為江南地區，是現在被我們稱為長江下游的大地區的繁華核心。這一核心區域包括江蘇南部、安徽東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人們常常以這個中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為背景，對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擴展進行論述。中國最為繁榮的地區經濟已在這里存在了七八百年。由于這個地區內各地的經濟都達到了高度的專門化，以至于糧食產量過低，難以滿足當地人口的需要。于是，江南的許多城鎮成為大規模地區間谷物交易的集散地。進入十八世紀后，每年都有足夠為三四百萬人食用的稻米從長江中上游各省運往蘇州、松江和太倉周圍的各個商鎮。這些稻米最終將抵達遍布華東的各個缺糧地區。——《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孔飛力

　　而同時期的華北地區，跟江浙地帶比起來，農村的商品化程度最低，可供銷售的剩余農產品非常少，而且由于沒有能通航的河流，陸路運輸成本的高昂徹底停滯了商業化的催生。產生了不了商品集散中心，進而導致都市化水平極低。于是，華北自明清時代開始，成了一個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貧窮落后和完全自給自足的鄉村內地。

　　南北方兩地的發展，和宋代之前的社會，來了一個徹徹底底的對換。宋代以前，南方還是所謂的蠻地，北方才是華夏正統。然而自宋至明清時期，華北地區的農業發展模式沒有顯著的變化，原來的華夏正統之地一直在原地踏步。但江南地區在農業起步后，卻從沒有停下發展的步伐。兩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直接影響教育的投入，進而又影響了科舉選拔。

　　清代前四個省份進士人數：江蘇(2949)、浙江(2808)、河北(2674)、山東(2270)

　　清代各省狀元，山東作為北方勉強有5個上榜，但是和江蘇的27個狀元比起來，還是有五倍多的差距。

　　雖然在明清時代，北方徹底被南方趕超，但華北作為華夏文明的起源地，這里曾孕育過百家爭鳴。因此，后世雖然這個地區一再遭受戰亂蹂躪，但是重學之風猶存，一旦稍有喘息機會，學風便會重新抬頭。這也是為什么在明清兩代進士的分布上，雖然江浙地區一直拔得頭籌，但豫魯兩地卻一直緊跟其后的緣故——你雖然富裕，但是我這里畢竟是孔子和老子的出生地，不能忘本!而其他一些邊緣省份，由于從沒做過政治或農業的重心區域，加之人口稀疏，所以在科舉選拔上，也就不具備和中東部地區抗衡的能力。

　　總體而言，古代科舉人才的分布，大致是以太行山為界線。太行山東部往南的大部分地區，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教育投入高，科舉人才選拔較多;以西的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人才就少。再者，一個地區重學之風一旦形成，便會延續下去，雖然教育的投入會隨著經濟發展的好壞而起伏，但這種學習風氣卻輕易不會消散。

　　看來，吃雖然不能成為必然的因素，但是吃卻是其他需求的基礎，一旦吃的基礎穩固了，各項發展也就無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