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近年來全球排名不斷上升，其計劃是未來五年進入全球前25強。但有意思的是，一位新加坡主管教育的官員，卻向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余明陽教授感嘆道，“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全球排名的確不斷上升，但是卻逐步遠離了新加坡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現實。”

　　“這樣的國際化辦學模式是不是中國商學院想走的路?”余明陽在上海交大“管理學在中國”論壇上發問，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商學院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國商學院想要發展的明天?

　　30多年長足的發展，已經構建了完善管理學教學科研體系的中國商學院，在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面臨新形勢、新環境，國際化的道路怎么走、目標如何整合、關系如何平衡、如何對中國市場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在余明陽看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惑著中國商學院。

　　國際化等于歐美化?

　　爭相進行三大認證，學術成果以美國權威管理學雜志計算，大量引進海歸背景的教師，與國際著名的商學院聯合招收學術學位和專業學位的學生、開設全英文課程和雙語課程等。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管理教育開始和國際接軌，到了21世紀，國際化幾乎成為中國商學院不二的選擇。

　　而比中國商學院更早一步邁向與西方主流商學院靠攏的國際化道路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區的商學院，實際已逐漸成為了非美國本土的美國大學，或者美國名校商學院的亞洲分校，學生畢業以后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適應本國本土的環境和市場需求。

　　從學術規范到研究方法，商學院不得不和歐美主流商學院的價值接軌、標準對接的原因，余明陽認為，從中國而言，是由于綜合國力的提升逐步融入了國際大家庭，但還缺乏文化的自信和足夠的話語權，當今主流文化依然是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東方體系盡管在商學院得到了研究，但是很難和西方管理構成足夠的抗衡。

　　但是，“國際化是否等于美國化或者歐美化，是否必須用美國人的語言，用美國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國人感興趣的問題，在美國人認可的雜志上發表成果。”余明陽很是質疑。

　　比如，在中國商學院追求SCI論文數量，追求獲得國際各種認證的同時，中國的市場現狀也為商學院提出了一個又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當企業界發現與商學院沒有共同語言可交流的時候，難免表現出失望和遺憾，只能尋求各類咨詢公司的幫忙。可咨詢公司缺乏系統的理論架構，常常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困境。

　　關注商學院個性化

　　耳朵里面塞著耳機，電腦里面聊著QQ，然后做著微積分，自己從小被教育“一心不能二用”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院長梁文松就發現，女兒讀書的方法他沒有辦法接受，但她卻表示這樣才能集中注意力。

　　不過這些變化也給商學院教育啟迪：面向諸多全新特點的90后乃至00后，教育必須順應他們的需求。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全方位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和形態，學生和老師將在完全同等的信息占有條件下開展教學活動。學生甚至掌握了更多、更新的即時信息，開始考慮不必過多的知識儲備，而是需要時用百度等方式進行調取;也可以通過網絡和世界名校的開放課堂對接，聆聽到全世界最著名的商學院、最著名教授的全部課程，可以及時和企業、社會組織建立起互動，甚至雇傭關系。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商學院的教學模式如何調整，教師該具備怎樣的核心競爭力是另一個挑戰。

　　“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作為商學院必須重新考慮價值取向和社會責任問題。”余明陽認為，這方面哈佛商學院值得尊敬。為什么商學院培養不出頂尖的企業家，而只能培養高級職業經理人，哈佛商學院認為商學院助長了貪婪和無止無休的欲望，他們對于MBA的教育定位和價值取向做了幾次重大革命性調整。

　　另一方面，余明陽還認為，商學院到了需要頂層設計的時候。商學院研究管理，應該在自身的管理為中國的高校做出表率，否則商學院的教育和培養將缺乏說服力。而現實狀態是商學院內部存在著不少問題，內部溝通障礙重重，創新動力嚴重不足，教學內容僵化死板，學科界限深入鴻溝，課題選擇缺乏戰略性、原創性、根本性、系統性的規劃架構等。

　　發展方向千篇一律，發展戰略規劃幾乎可以通用，是中國的頂尖商學院目前的另一問題。“只有關注商學院的個性化，構成自己的獨特性才能形成不可替代性。”余明陽認為，這方面美國的頂尖商學院的個性化建設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哈佛堅持案例教學，芝加哥大學執著地追求理論體系，耶魯關注社會管理，斯坦福關注創新創業等，這使得美國商學院群星璀璨，形成商學院良好的社會生態，“中國的商學院有必要在個性化道路上有所思考和探索。”